江西阳明文化的理论创新与开发利用
主持人语:王阳明巡抚南赣,尤致力于“破心中贼”,为此而兴社学、立书院、联讲会,讲学施教,致良知。以此为基础,王阳明与阳明学者在历史实践中又创造了丰富的阳明文化。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阐述了阳明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阳明的教育、教化和社会治理思想。《江西阳明文化的理论创新与开发利用》一文指出江西在阳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传承正、遗存多、分布广、影响深等特点,并阐明了阳明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内涵和路径,以及江西阳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处理好的相关问题。《王阳明的讲学授课方法》一文指出王阳明将教育、教化作为“破心中贼”的利剑,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了重在开导、启迪、得悟的教学经验,以及“启迪童蒙”“学不躐等”“解化悟得”“因人而异”等讲学授课方法。《王阳明与南赣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一文则从社会教化视角出发,以乡约、社学、书院等为视点,分析了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地方社会秩序重建的相关情况。三位学者在探讨王阳明与地域社会关系时,或侧重阳明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注重阐释阳明文化的地域特色和独到价值;或由阳明的教育、教化思想,注重考察王阳明学说在地域社会的发展及其实践。
一、江西在阳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一)阳明文化的界定
进入新时代,随着王阳明及其心学再度被发现并受到高度评价,在全国尤其是其出生地浙江、悟道地贵州、事功地江西,以及其他阳明先生的经行之地,都掀起了一股“阳明热”。各地成立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开展主题活动,深入挖掘阳明史事、阐述阳明心学,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阳明文化”这一概念。学者们主要基于经验研究,诸如深入开掘王阳明的人生经历,王阳明心学思想及阳明后学的传承发展,王阳明的活动轨迹及相关遗址遗存,阳明传说故事等,以表达了他们对阳明文化内涵的理解。(1)此类成果,比较典型地集中体现在提交“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的论文。详见中国明史学会、《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论文汇编》(下)“第四组”及“第五组”论文,2017年8月,中国·崇义。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对阳明文化进行了理论概括,如李承贵教授认为:“所谓阳明文化,主要是指关于阳明心学、阳明学的常识,……可以说,阳明文化既是阳明学的载体,也是研究阳明学的主要依据。”[1]无论理论概括还是经验研究,都为我们思考阳明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但总体而言,就何谓阳明文化,学界的研究和理解或失之零散琐碎,或失之局部片面,缺乏全面系统地阐述,这与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文化的概念有多种,比较为公众认同的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笔者认为,如果套用这一比较宽泛的概念,我们或许可以表述为,阳明文化是王阳明与阳明学者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阳明心学。王阳明的一生,知行合一,事功卓著,但其留给后世最可宝贵的遗产,毫无疑问是由其传承和创新的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明德亲民”为主要内涵的心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2)张韬.阳明心学的时代价值[N].浙江日报,2016年12月26日。转引自“光明网”
第二层含义是指阳明学派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与发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依据地域和师承,将阳明后学划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6个学派,所涉阳明后学之众和地域分布之广,已经蔚然大观。实际上,阳明弟子与再传弟子,要远远超过黄宗羲的统计,学界对此已有更为深入的开掘。(3)主要相关成果可参见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版;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版;李伏明: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版。这些阳明弟子与再传弟子,在特定的政治、社会与学术环境下,通过讲会活动等关键机制,对阳明心学进行阐释与转化,快速建立起了阳明学派,对相关区域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着程度不一的影响。[6]所有这些,构成了阳明文化的重要内涵,是阳明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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