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儒草堂诗余的词史价值
词作选集是词学文献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认识词坛风尚与词人创作的重要载体, 因此在词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元儒草堂诗余》作为元代为数不多的传世词选一直被研究者关注。 后世不少研究者都将这部词集看作遗民词选,与此同时,由于其六十二家词中有江西词人三十二人,因此《元儒草堂诗余》也被看作宋元之际江西词人群的代表性词选。 但是从《元儒草堂诗余》中所选词人的籍贯可以发现,词人遍布南北,既有汉人、南人又有色目词人;词人出处进退也比较复杂,有当世名臣,抗元志士,入元后隐居不仕,又有仕元之人;词集内容多样,有故国之思,山川隐逸之情,有托物咏怀、寄托身世之感。 在词风上,该词选兼具辛派豪放与姜派雅正词风。 从草堂所收词时间来看,这些词作多作于至元、大德年间。元初南北混一,南北词风呈现不同的风貌。北方词坛以元好问为主将,倡导苏辛豪放词风;而南方则以张炎等人为主,多主张雅正之风。 南北词坛不同的风貌都在这部词选中得以展现。 除了词风的地域性差别之外,元初词坛还呈现多族群词人并存的格局,如色目词人薛昂夫、廉希宪等人这些特征在草堂中都有体现, 从中可以窥见元初词坛所呈现的多元混杂的状态。
一、《元儒草堂诗余》非遗民词选
《元儒堂诗余》一直被看作一部遗民词选,这与清代以来词学家的论述有很大关系。 清人厉鹗认为“元《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三卷,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1](696)。 近人陈匪石与其持相似观点:“其确为元人者,只刘藏春、许鲁斋两家,余皆南宋遗民。 ”[2](158)事实上,考察该词选中所收录的词人可以发现,厉鹗、陈匪石所论并不确切。从词人在新旧两朝生活时间长短、 新旧交替之际的出仕行为及是否具有怀念故国的心态等角度来看, 其中很多词人并不属于遗民。
首先,《元儒草堂诗余》中能够称之为遗民的只有:刘辰翁、邓光荐、彭元逊、危复之、王梦应、王应梅、颜奎。刘辰翁至元贞三年(1297)才去世,且在宋亡后隐居不仕;彭元逊于景定二年(1261)解试,草堂中所选之词多有故国之思,他还与刘辰翁多有唱和之作;危复之,入元后屡征不仕,隐居于紫霞山中;王梦应,宋末起兵抗元,全族仅余其一人;颜奎曾入文天祥幕府,与刘辰翁、邓剡等人多有唱和;王梅应宋末毁家助文天祥抗元,宋亡后杜门不出,改名炎午以示不仕新朝之意。他们的词作一共有41首,占比20%,其中词选中所收彭元逊一人词作就达20首。
其次,其余词人,如高信卿金末死于汴京,为金人。 刘秉忠、许衡、杨果皆为金末元初辅佐忽必烈建国的重臣,后世将其列为元人。 曹通甫、杜仁杰由金入元,后屡征不仕,为金朝遗民。 詹玉由宋入元,后追随权相桑哥,至元年间授翰林应奉、集贤学士等职务,至元二十九年为崔彧奏罢,因此将詹玉列为元人。 赵文,前半生为太学生,宋末追随文天祥抗元,入元后至延祐二年才去世,且担任东湖书院山长、清江路儒学教授。其弟与其情况类似。罗至仁、姚云文、刘将孙、彭履道等人入元之后都担任一定的官职。 除此之外,词集中收录的薛昂夫为色目词人。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元儒草堂诗余》收录的词人生活于宋元易代至元初之时, 虽然刘辰翁等人作为江西词坛领袖具有极大影响力,但是遗民词人所占比重不多。
从文士籍贯角度来看, 这些文士的籍贯覆盖渔阳、太原、邢州、河内、祁州、济南、南阳、庐陵、涂川、高安、临安、宜春、西昌、眉山等处,从北至南,自西到东都有覆盖。 其中以由宋入元的词人为主体,且以江西籍为主,北方词人多由金入元。
不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元儒草堂诗余》 不应该简单看作宋末元初江西遗民词人之作, 更应该视为元初一部涵盖南北词人的词选。 这部词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初南北特别是故宋江西地区词人的创作活动。 后世将其看作元初江西遗民词人群体词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部词选内部所蕴含的时代与地域性特征。 元朝完成南北混一之后,元代词坛中南北词坛逐渐走向融合,特别是内迁的色目、蒙古族群逐渐学习、吸收汉地文化,进行词的创造,丰富了元代词坛内容与风格。 出现于元初的《元儒草堂诗余》正能够体现这些时代和地域特征。 从这些角度可以看出,《元儒草堂诗余》具有重要的词史地位。
二、元初南北词坛与《元儒草堂诗余》所选词人